的,因为“绝对权威”是林彪的图腾之一;但周恩来也在慎重之中试图摇撼毛泽东那天神般的地位。
周恩来的勇气没有持续多久。70年代中期的痛苦争吵不允许这位总理成为与毛泽东真正平等的人物,充其量只能是第二号人物。恰恰是1971-1972年的两个重要功绩,使周恩来成为毛泽东不可缺少的执政官,但不久又招致非难。
林彪已不在位,但到1973年,毛泽东对反林联盟并不十分满意,门户虽已向美国打开,但到1974年毛泽东即听到这样的批评:中美交往对中国是否有利。对于周恩来来说,更糟的是健康恶化,并且毛泽东对此清楚。
毛泽东自己曾鼓励林彪要政治挂帅,使军队成为一所“全国人民的大学校”。林彪按毛泽东的要求建设军队,而这是彭德怀难以做到的。在此背景下,毛泽东发动了他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战役。
周恩来在另一次造反派参加的狂热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会议上说:“我们跟随毛主席几十年了,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保持镇静,我们要顾全大局”尽管周恩来很小心,他还是不断受到批判、〕1969年,极左派们说实际上是29个布尔什维克1这就把周恩来与28个布尔什维克联系了起来,而他们是毛泽东在30年代的主要时手。
令人难解的是,1972年,毛泽东再一次器重彭德怀式的军队领导人。
许世友是典型的地区军队指挥员,他代表着解放军的声音,在反对林彪推动的极左的农村政策时,这位广州军区司令员说:“没有必要为贫富均等去搞革命。”反林联盟自身的性质决定它不可能存在长久。许世友与这些人都不是毛泽东的天然盟友,时间很快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。
在1971年至1972年之交的冬天,毛泽东没有丝毫的胜利者的喜悦。他既没点名指责林彪,也没有另寻“接班人”或“最亲密的战友”来代替林彪。如果周恩来的支持者们期待着荣誉降临到这位英雄的病患者头上,他们会大失所望。
毛泽东似乎缺乏自信。林彪事件的了结是一个安慰,至少它没有使更多的毛泽东主义式的决策出台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一切观念、信条和斗争,在毛泽东的手中就像许多一触即破的泡沫一样破裂了,只剩下他滑腻的双手沽着强权政治的汗水。
明显地出现了向右转局面:农村实行了宽松的政策;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受害者东山再起,有的得以提升;学校教学趋于正常,而且思想观念的压力有所减轻;工厂巧立名目以实行物质刺激;对历史及学术问题展开讨论,政治的束缚多少有所缓解。
1972年的右倾风肯定使毛泽东想起了1962年因“大跃进”失败刮起的那股类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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