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日本企业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市场所带来的巨额利润的时候,日本的企业主为了更快的建立新工厂、扩大工厂产能,在占昔国外利润滚滚而来的同时,不断的加大着对本国工人的盘剥。
日本的工人们并没有从战争带来的战时繁荣中获利,反而因为经济增长物价指数上升的原因,导致他们的收入实际上严重下降。
对于钢铁工人而言,相比与战争前,虽说他们的工资提高了,但是同时他们的工作时间却被加长到每天15个小时,虽然比战前多干了几个小时,但是因为物价的上涨,他们的工资所能买到的东西,甚至还不及战前。
小松原田不过是一个普通钢铁工人中的幸运儿,幸运的他抓住了机会,一举成为了富人,也正因为如此,使得小松原田成为了许多钢铁工人眼中的偶像,必竟在小松原田的身上,他们看到了希望。
在希望破灭以后,数百名愤怒的钢铁工人们把中国人当成了罪魁祸首,而当他们砸掉那里唯一的一个中国人的办事机构时,这些群情激愤的钢铁工人,总算找到一个一直压抑在他们心中的不满的宣泄口。当已经赶到的日本警察,看到这些钢铁工人在那进而打砸着的是中国人的办事机构时,并没有像过去钢铁工人罢工时那样,拼命的吹着哨子,用枪托和皮靴、警棍驱散这些钢铁工人,而是在那些钢铁工人的背后看着。好像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一般。
第二天,本地新闻地一个角落里一篇标题为《钢铁工人愤砸支那办事处》新闻报道,配发的新闻图片可以看到那些疯狂发泄着不满的钢铁工人。和周围围观日本警察形成了鲜明地对比。
北九州发生地这一切。就像是扔在湖中的一个小瓦片一样,并末在日本引起什么反响,对于日本轻工企业界而言,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大中小企业的竞争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
将希望寄于政府已经几无可能,一个多月前,也就是1916年10月,日本大隈内阁因为强迫中国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所谓“二十一条”,态度过于强硬。最终引起元老派的不满而被迫下台。
取而代之的寺内内阁吸取大隈内阁失败地教训,为争取缓和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的情感,修改了前任的对华外交方针,尽力标榜“中日亲善”与“经济提携”,并以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作为交换条件,谋求与北方政府的合作。
如果说在一个月多前,大隈内阁尚末倒阁之前,日本轻工业界还可以寄希望于政府通过国货扶持运输法案。以增加本国商品竞争力,但是现在指望寺内内阁显然不甚可能。
必竟现在的寺内内阁的对华外交方针已定,不可能为了一群商人而更改,更何况日本船运业根本不可能支持这种利他不利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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