毫无关系。
作为知识分子,我被暴打,脖子上挂着拍子当街巡游。我从不认为知识让我成为一个可耻的人啊!我看着那些嘲笑我,辱骂我的人们,我的心愿一直都是为了让他们获得更好的教育,我有错吗?”
我没有接他的话茬,给他倒了杯热茶。皆成河的眼泪像是已经干涸了,他情绪激动,但是没有任何泪水,苍老的声线在词句的空白中战栗。
“后来我被分配去了大兴安岭,我们队里有很多十五六岁的孩子,大冬天穿着棉裤淌过没过膝盖的河水。等上了岸,两条腿都没有知觉了,可还得走,走个二十公里到大山深处去伐树。一个队,不到三个月,少了一半的人。”
“为什么少了一半的人?”
“那种环境,未成年的孩子哪里受的了?烧到神智不清送走的,也有逃走的,失踪的,病死的。我们这些剩下的都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病,身子怕冷,一到冬天两条腿针扎似的疼,一步都走不了。”
“后来呢?”
“我在大兴安岭一干,就干了十年。从伐木工干到小队长,再从小队长升到部长。不用呆在室外受苦可以坐办公室了,可我人也麻了。觉得有口吃的,有暖被褥睡比什么都强。什么教育,什么知识,那是吃饱了撑的梦想家才会去谈的事情。我三十多岁,已经准备好就那样过一辈子了。做个小领导,管好自己的伐木场。有福气就娶个老婆,生个娃娃。没有那份福气,就这样过一辈子,我认,我认了。
就连这种单薄的愿望,我都无法实现。
国家后来说要做可持续发展计划,把伐木场按照季度关闭。一年只有三个月可以运转,运转的时候,对什么能砍,什么不能砍,还有很多要求。工人走了大半,我就想着这份工作做不下去了,要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。
这个时候我冒出了一个罪恶的念头。”
“什么念头?”
“我想继续读书。如果不是这个念头,也许我接下来的生命还不至于这么惨。
我回到城市里,城市已经和我离开的时候大不一样了。街上有很多自行车,年轻人放着我听不懂的音乐在街头摇头晃脑。我在一个报亭里买了很多杂志和图书——故事集,城市周刊,进口漫画,诗集散文,男性杂志,汽车,摄影,环球财经,兔女郎——还有两本当年的高考试卷,语文和数学。
我花了三天的时间,读完了所有的内容,认认真真做了试卷上所有的数学题和语文阅读理解。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,我想要出国。”
皆成河说的有些口干了,他喝一口热茶,夸赞了两句:“这茶苦的恰到好处。”
“很多客人抱怨太苦了。”
“苦而不涩,反倒让我的喉咙舒服了很多,”皆成河摸了摸自己干瘪的胸口,“这里好像也舒服了一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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